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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他有高血压吗？”
电话那头顿了一下。
“你现在说这个干什么？你一个做女儿的，把你爸气成这样，你还有理了？”
“他没有高血压。”
我平静地说。
“沈卓体检的时候他顺便查过，一切正常。”
“你——”
“妈，我是怎么知道沈卓体检的？”
我打断她。
“因为那天你们带沈卓去医院体检，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一整天，我没饭吃，饿到下午三点，最后去邻居家蹭了一顿饭。我那年十四岁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
然后我妈的声音又响起来，这次软了一些。
“听溪，你看你，怎么又翻旧账。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不行吗？妈当年也不容易，你弟弟小，你大一些，你让着他。”
“让到什么时候？”
“你是姐姐啊，姐姐让着弟弟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”
“妈，”我第三次打断她，“你比我大二十三岁，你是长辈，你让着我了吗？”
电话那头彻底安静了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我妈的声音才又响起来，这回带了点哽咽。
“听溪，你回来，回来咱们好好说。今天的事是妈做得不对，妈跟你道歉，行不行？你一个姑娘家，大半夜在外面不安全，你回来，啊？”
我闭了闭眼睛。
“妈，你告诉我，我的生日是哪天？”
又是沉默。
这次沉默了很久很久。
久到我以为电话已经挂断了。
“六月七号。”我妈终于说出来了。
但她语气里的迟疑，已经出卖了她。
我把手机从耳边拿开，对着话筒说了最后一句，“以后不用给我打电话了。”
挂断。
关机。
我把手机扔在枕头边，仰面躺在床上。
从酒店门口到现在，整整几个小时，我都没有掉一滴眼泪。
因为不值得。
为不值得的人和事掉眼泪，是对自己的二次伤害。
这个道理我十四岁就懂了。
那年的六月七号，我生日。
放学后我跑回家，路上还想着，也许爸妈会在家里给我准备一个蛋糕，就像去年他们给沈卓准备的那样。
推开门，屋里黑漆漆的。
一个人都没有。
冰箱上贴着一张便条，我妈写的。
“带你弟弟去吃火锅了，你自己煮方便面。”
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家，煮了一包方便面。
吃完之后我把碗洗干净，坐在沙发上等他们回来。
等到十点半，门开了，他们三个说说笑笑地走进来，沈卓手里还拿着一根糖葫芦。
我妈看见我坐在沙发上，愣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还没睡？”
“妈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“什么日子？周三啊。”
我妈换了鞋，从我面前走过去，看都没多看我一眼。
“明天还要上学呢，赶紧睡。”
我坐在沙发上，客厅的灯很亮。
但我坐的地方，好像永远是暗的。
那年我十四岁。
我就知道了一个道理。
有些人，不是你努力就能讨好的。
有些爱，不是你配得上就能得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