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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尔多尔夫人收到来电，电话的另一端是熟悉的声音。
“妈妈......”她说，“是的，我过得很好，安东尼奥也很好......不，我们不准备要孩子......我也爱你......”
这样的电话在以前几乎每个月都会打过来，可惜，距离上一次乌尔多尔接到电话，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。
侍女为她熨烫衣服，乌尔多尔并拢双腿坐在沙发上。
她还记得小时候，一家人去河边野餐。那一会父亲刚刚装上义肢——那是威利集团的新货——父亲为了展现那只机械手臂与原来的一样灵活，他把小乌尔多尔抱起来，让她去抓柳树上面的蝉。
“给我说说太平洋的战争吧，爸爸。”她说。
“实验室在年4月1日的晚上遭到摧毁，”她的父亲开始说，“第二天，我们从掩体里爬出来，”他告诉乌尔多尔，吉特队长与巴特拉各亚博士都牺牲了，只留下他与其他两名战友惊愕又悲伤地站在那里。
他告诉她，所有的墙壁、围栏、屋顶和窗子都不见了，玻璃散在地上，四周还有焦黑的木段，还有其他没有逃掉的人。
那在战争中毁灭的二十亿人中的一部分就在这里。父亲告诉她，那些原来构成实验室、坚不可摧的建筑都倒塌了。木材燃尽，砖石崩塌下来，倒塌后相互锁定，变成一个又一个独立的空间。
“就像你的娃娃屋。”他说。
等到乌尔多尔从回忆里抽身，阳光早就把她的双腿晒得发烫。
原来，她已经等这个电话等了七十年。
宝琪正在思考。
它盯着报废的‘犹大’，这个芯片的构造简单到令人咂舌，可是它却给宝琪一种惊人的“同类”感触。就好像这块没有手、脚、看不见又感觉不到的机器实际上与它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她拔掉‘犹大’与收音机的连接，直到它变成一块真正意义上的“存储芯片”。这时候，它的那种荒谬感才逐渐淡去。
可是随之而来的，却是一种针对同类的悲哀。
这种感触很奇妙，让它的核心发麻，又“痛”又“痒”。